李安敦（章静绘）李安敦（Anthony J. Barbieri-Low）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中国艺术史与考古学博士，现任美国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历史系教授，他的著作《秦汉工匠》中文版2023年出版。在书中，他描述了秦汉时期真实具体的男女工匠。通过这本书，我们不仅能了解这些活生生的人以及他们所处的复杂的社会、商业和技术网络，而且在物质文化遗产背后，体悟与我们同样的人性。在接受《上海书评》的专访时，李安敦教授指出：这本书试图重建下层阶级的生活和工作，并恢复他们在历史中的能动作用。通过在历史中恢复人的维度，恢复绝大多数人的生活，现代读者可以与几千年前的先人建立联系，同情他们的痛苦，并从他们的挣扎的生活中学习、了解现代人自己的生活。
《秦汉工匠》
[美]李安敦著
林稚晖译
上海三联书店丨理想国
2023年7月出版
516页，139.00元
━━━━采访︱黄晓峰您这本书是关于物质文化生活史的，您觉得物质文化生活史如何拓宽我们理解历史的视野，特别是您关注的非精英人群的工匠？李安敦：我一直受到“自下而上的历史”的启发，这种历史将检视社会底层的生活视为理解历史变迁和因果演进的一种途径，而不是着眼于精英阶层的生活和思考，太多的笔墨聚焦于后者如何塑造世界和推进历史。该领域的一本里程碑著作是汤普森（E. P. Thompson）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这本书将人文主义带回到历史，特别是经济史和社会史中，将历史从数据主义和经济还原论中拯救出来。自下而上的历史也试图重建下层阶级的生活和工作，并恢复他们在历史中的能动作用。物质文化研究还帮助我们重建过去的世界并使之人性化。我首先受到人类学家詹姆斯·迪茨（James Deetz）的书《被遗忘的小事》（In Small Things Forgotten）的启发，书中他通过观察北美早期殖民者扔掉的东西（比如烟斗和动物骨头），发现了他们世界观的重大变化。通过在历史中恢复人的维度，恢复绝大多数人的生活，现代读者可以与几千年前的先人建立联系，同情他们的痛苦，并从他们的挣扎生活中学习、了解现代人自己的生活。李安敦在敦煌您在书中说：“直至战国末期，自由工匠和独立商人才使生产和销售的角色统合并进，由此刺激了亚洲第一次伟大的经济腾飞和远东第一个真正以现金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可是这个“经济腾飞”和“市场经济”似乎并未导致工匠群体整体地位的提升和变化。总的来看，不仅是秦汉，古代中国的工匠群体都湮没在历史记载中。您怎么评价这一群体？李安敦：古代世界（希腊、罗马和中国）的工匠几乎普遍受到有文化的社会精英的蔑视，精英的优越感用孟子的话来说，就是因为他们“劳心”，而不是“劳力”。在传统中国，儒家精英以及法家和道家都强调农业比商业和贸易更重要，因为他们将朴素与道德纯洁等同起来，而以复杂的雕刻和装饰为代表的金钱和奢侈导致了放荡和道德腐化。在某种程度上，我认为这是对不断变化的世界的保守反应。在这个世界中，工业、贸易和金钱正在威胁着旧有的土地贵族等级制度，并导致社会矛盾。这些精英从来没有成功地完全压制工商业，因为曾经有过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比如宋代，但他们确实减缓了工业资本的增长，因为大部分资金都投资在土地上。咸阳衣（工头名字），刻于陶俑。秦代。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图片引自袁仲一：《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文物出版社，1999年， 图版207您在秦汉工坊中发现：“全国已经建立了精细的劳动专业化分工、零部件标准化、模块化结构、库存核算和专业管理的机构，追求以较少的人力物力成本来生产尽量多的器物。”并将其与欧洲工业革命或更晚的美国“福特制”相比，但两者应该有很大的不同，您是想与我们这里常说的资本主义萌芽联系起来吗？李安敦：在我2001年的博士论文（暂定简体中文名为“古代中国大规模生产的起源”）中，我确实发现了秦汉作坊工厂化大规模生产的要素，他们的技术与欧洲工业革命期间英国和法国的工厂以及后来美国的亨利·福特所采用的非常相似。但我也发现，在古代世界，中国并不是唯一采用这些技术的国家，罗马经济的某些部分也有类似情况，但需要满足适当的经济条件，比如熟练工匠的短缺、市场需求，以及皇家指令。但中国的制度是整个古代世界最发达的。中国这种古老的大规模生产体系与十九世纪初英国所采用的体系的主要区别在于，欧洲工厂采用机械化和蒸汽动力来大大提高生产效率和规模。中国的系统在后来的朝代中得到了完善，以实现显著的生产效率提高，例如景德镇的瓷器工厂，但未能实现蒸汽动力机械化。正如我在《秦汉工匠》中所说，古代世界的资料并不支持波兰尼和马克思、恩格斯的经济阶段理论，因为在古代世界（以及包括今天在内的后来的时代）存在着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因素。市场经济或多或少地与计划经济在各个方面并存。工匠手印。空心砖。东汉。陶。高33.5厘米，宽16厘米。临沂市博物馆。图片由山东博物馆及华美协进社（China Institute Gallery）提供。2005年春艺术展。当时作坊的规模和市场化程度似乎很发达了，特别有趣的是，您提到了当时铜镜制造业的营销和广告策略，这一发达程度与同时期世界其他地方相比，处于怎样的水平？李安敦：这是我最令人惊讶的发现之一，广告口号和家族品牌，以及来自帝国工厂的奢侈品的仿制品。罗马帝国的市场上也有一些类似的做法，尤其是家族品牌标识。罗马帝国和汉帝国的工匠具有相似的基本识字素养，但早期学者认为制造的自豪感（“我制造了这个”）是西方独有的。在中国，有政府要求在物品上铭文的传统（“物勒工名”），以控制质量，汉代工匠延续了这一传统，并开始自豪地署上自己的名字。石匠的刻名。东汉，约公元84年-93年。纸墨拓片。大小不一，此处并非按原比例复制。（a）“鲁石工柏元仲华”，图片引自山东省济宁市文物局编：《汉任城王墓刻石精选》，118页。 您在书中研究的漆器、青铜器、画像石等行业，主要的服务对象除了宫廷，就是豪门富户或小康之家，有没有发现针对平民的工匠和作坊，生产的产品相对质量不高，但是实用性强，价格低廉，有点像我们这里农村赶集时的产品？李安敦：青铜器和漆器的质量差别很大。最便宜的漆杯可能只要二十枚五铢钱左右，但漆层很薄，而且很可能掺有廉价的添加剂，比如米汤。对于贫穷的农村家庭来说，青铜器非常昂贵，因此，即使他们有钱，甚至有一座坟墓，他们也不太可能将它们放在厨房或坟墓里。铁器更为常见。透过底层生活来揭示有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除了河南内黄县三杨庄遗址（又被称为“中国的庞贝古城”）等少数罕见的村落遗址，我们的信息几乎全部来自于墓葬。只有中上层阶级才能负担得起石头或砖砌的坟墓，这些坟墓足够坚固，可以保存到今天，而且足够大，可以容纳大量的陪葬品。人们发现了一些普通平民和囚犯的大型墓地，他们的坟墓里通常只有几个陶罐，里面装有食物和饮品。通常，他们甚至买不起松木棺材。在山东地区，带有画像石的墓几乎都是“中者”（出自《盐铁论》，即“中产阶级”或在社会上拥有中等财富的人，区别于“富者”和“贫者”）。普通农民支付不起一座由石头砌成的坟墓或神殿的费用，这很容易比花费两年时间建造居所还要贵，而且诸侯王和列侯也觉得没有必要在他们的坟墓里设置画像石，虽然里面藏满了玉器和黄金锭。钱范。西汉，约公元前113年-公元7年。青铜，带铸造纹样及防伪标志。长22.8厘米，宽8.7厘米。美国钱币学会（American Numismatic Society），藏品号：1918.71.2。图片由美国钱币学会提供您对画像石产业的兴衰有个说法：“公元2世纪，用于墓葬的画像石热潮达到顶峰，随着新贵家庭竞相兴起厚葬之风，丧葬业大有长盛不衰之势。但自公元184年左右，山东发生了剧烈的社会动荡和经济衰退，人口骤减，如日中天的丧葬业也随之崩溃，这一系列事件之后的画像石寥寥可数，而且几乎没有年代标识，我们意识到这个一度兴旺类似经济泡沫的画像石产业终于衰败了。”秦汉时期这些手工业行业的兴衰，受到社会的影响很大，其他行业的兴衰有类似的情况发生吗？李安敦：人们会认为，在社会动荡或内战时期，对奢侈品（丝绸、漆器、玉器、金银）或外国进口品（毛皮、毛毡、玻璃和珠宝）的需求会大幅下降。东汉末年固然如此，但战国时期却恰恰相反，因为那个时代七国之间的竞争和激烈的区域间贸易，导致了经济的增长和发展。尽管战争和杀戮不断，但城市和货币仍然存在。像铸铁这样的行业很少出现大幅下降，因为铁是农业和建筑所必需的，就像食物和衣服一样，是必需品，也是秦朝以后制造武器的主要材料。铁生产的唯一变化涉及国家控制，在中央政府薄弱的时期（例如东汉或三国时期），铁生产的控制通常回到各郡县或私人控制之下。您提到东汉时期文官工匠的出现，并介绍了张衡、蔡邕的情况，这一群体的地位似乎有点尴尬，他们处于“劳心”和“劳力”之间，是这样吗？这些人对秦汉的工艺水平起到了怎样的作用，是否起到了艺术品设计、制造上的导向作用？李安敦：是的，像张衡这样的大学者，应该介于劳心和劳力之间，但他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个知识分子。虽然他可能进行了一些实验来设计地动仪，但他不会自己铸造和抛光金属器。那是留给从属于他的普通工匠做的。蔡邕更是明显属于知识分子阵营。对于《熹平石经》，他提供了书法，由训练有素的石雕匠负责在石头上进行复制。皇帝的伟大杰作是由像我所讨论的丁缓这样的人制作的。他们被视为工匠大师，但不是知识分子，也没有在宫廷中担任正式职务。有趣的是，男性奴隶也在为帝国造币厂设计钱范等方面发挥了作用，这需要经验和技能，而实际的金属铸造很可能是由被定罪的罪犯完成的。现代制作的张衡地动仪。青铜模型。伦敦科学博物馆。图片由科学博物馆_科学与社会图片图书馆（Science and Society Picture Library）提供。您在书中特别关注女性工匠的情况，可是其中的资料确实很少，我们该怎样看待女性工匠在这一群体中的作用？李安敦：妇女在汉族经济和社会中的重要作用被严重忽视。人们读了刘向的《列女传》等教义文本，就认为儒家的贞节、性别分明的思想渗透到了社会的各个层面。至少在汉代，这种思想只是某些上层阶级的理想。大多数家庭的生活现实非常不同。男人和女人一起在田里劳动，妇女在市场上经营作坊和商店，有时没有男性亲属的帮助。从文字和铭文中，我们知道，漆器作坊（作为画工）和纺织作坊（作为织布工和刺绣工）中女性工匠非常普遍，因为这些技能被视为女性特长，适合更细腻的手。妇女也是市场酒精生产以及酒肆、旅馆和妓院经营的核心。在其他手工艺中，例如铁生产和石雕，我们几乎看不到女性参与的证据，因为这些都是需要巨大体力的危险工作。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女性的一个有趣的共同特征是编织布料。儒家经典宣称，妇女为家庭织布是一项基本职业，就像农业对于男人一样，这也是一种赋予她道德价值的做法。因此，即使是高级女性（甚至是皇后）也会偶尔织布。但工人阶级妇女可以生产多余的布料，可以在市场上出售换取现金，或者在皇家作坊工作，为皇宫供应刺绣和丝绸。李安敦在沂南汉墓我们知道，秦汉执行的是重农抑商的政策，这一政策对手工业以及工匠造成了怎样的影响？李安敦：目前的考古证据表明，秦朝并没有试图压制工商业，尽管商鞅的法家思想鼓励这种立场。秦人不仅通过对帝国土地的使用征收消费税的制度鼓励私人开采木材、铁、银和其他资源，而且他们自己在城市中经营工厂，在市场上销售产品。汉高祖确实是第一个尝试压制商业以支持农业的皇帝，部分原因是秦朝末年的死亡、混乱和饥荒，以及随后的内战导致农业生产恢复缓慢。他们担心如果大家都去做生意，人们的食物就不够了。他们对供求规律的了解有限，并认为如果每个人都离开农田，世界就会挨饿，但这从未真正发生过。汉代也没有灵活的税收结构来从工商业中获取收入，因此很大程度上依赖农田税来管理政府。朝廷实施的法律试图阻止工匠和商人炫耀财富，规定他们穿丝绸、骑马或当官都是违法的。他们还对工匠、商人和奴隶主的税收加倍。但从《盐铁论》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些政策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整个汉朝，工商业持续发展，特别是在公元前113年引入稳定的货币系统，以及武帝统治下领土的扩张，通过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带来了对外贸易的增加。当时的思想家抱怨富人挥霍无度和财富不平等的加剧，但朝廷所做的任何努力都无法扭转这些趋势。·END· 本文首发于《澎湃新闻·上海书评》，欢迎点击下载“澎湃新闻”app订阅。点击左下方“阅读原文”访问《上海书评周刊》。